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18名博士之一。

他由名师培养出来；他现在成了名师；将来他的众多弟子中也很有可能出几代名师。

学生和教师――他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这两个不同的角色都达到了别人难以达到的颠峰。

“不”，他说，“科学的事业没有顶点。”

他就是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科大数学系教授李尚志老师。

四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李老师曾四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三次我的身份是学生，第四次是老师”。

李老师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在1983年5月。当时他作为中国首批被授予博士学位的18位博士之一，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从严济慈校长手中接过了紫红色的学位证书。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大巴山区的李老师曾做过许多美丽的梦，他一直梦想着国家再次重视教育与科技，自己再次能全身心投入科研，将失去的大好时光补回来。可他从未做过博士梦。他这样形容获得博士时的心情：“不是梦想成真，而是比梦更美好。”

三个月后，李老师作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由当时还在团中央工作的胡锦涛同志主持的第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会议。

1991年，李老师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第三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

2003年9月9日，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李老师作为全国100位名师中的一员，第四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这四次经历贯穿在他人生中的20年里，每一次他都处于不同的境域，也有着不同的感受。“第一次去我是博士生，博士生也是学生；第三次去我是个有突出贡献的博士，那就算是个好学生；第四次我才是以老师的身份去的。”李老师笑着说。

在这四次经历中，李老师最看重第四次。以前他作学生时主要是自己搞研究出成果，而当老师是要培养人才，让别人搞出成果。他有一个比喻：“好比踢足球，以前我是自己进球，后来我要传球给别人射门进球，还要培养将来能进球的人。”自己搞研究，有了成果会计在自己头上，但培养学生的成果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显现出来，而且学生做出成绩不一定会记在某个老师头上。但只有尽心尽力培养学生才能保证科技队伍后继有人、科学事业持续发展。

‘研究型大学’，还是‘大学型研究院’？

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的李老师更注重在培养学生方面投入经历。申请名师奖的条件要求申请者近四年至少要授课400课时，其中基础课240课时。而李老师自从在中国科大任教21年来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每年都给本科生讲授《线性代数》、《近世代数》等基础课，并在我校开创了《数学建模》、《数学实验》等教改试点课程。他在近四年授课达1200课时，其中一二年级基础课840课时。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务处组织的由学生给教师打分的历次教学评估中都名列前茅。他说，当年华罗庚、吴文俊这样的数学大家就给本科生讲课，如今数学系博导、教授也都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这是我们科大的优良传统。如果招生宣传中说某个学校牛人很多，而他们却不给学生上课，本科生到毕业也见不到他们的面，那么对学生来说，他们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而没有实际的好处。李老师认为，一所高校，作科学研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高水平的学者、科研骨干给学生上课，更能让学生体验到创造的过程，追求到本质。“我们要办的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大学型研究院’”。“名师首先是个老师，老师就要给学生上课，否则就不是老师，更谈不上是名师。”李老师参加过多次招生宣传，每次宣传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科大最大的优势是老师对学生充满爱心！这不但体现在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更重要的是：高水平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李老师的这番话，每次都赢得考生和家长的热烈掌声和由衷的尊敬。

“不能让学生变成计算机终端”

李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十分注重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他讲课深入浅出，善于引导学生的思维，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他提到一位教授打过的一个比方:“我们的教育有时将学生当作计算机终端，只给他们输入，他们遇到问题只会扫描看有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要与现成答案有一点差别就不会了。”李老师说，这位教授批评得很对，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失败的。李老师打了另一个比方：“婴儿刚出生时只有几斤重，它将来会自己吃饭，吸收营养，长到几十斤，一百多斤。母亲不可能在孩子出生时就将几十斤、一百多斤的体重都给他（她），只能给他（她）自己吸取营养、自己成长的能力。学生好比婴儿，学校好比母亲，学校给学生的也应当是这种能力。”

李老师的教学风格深受他的几个老师的影响。他回忆到：华罗庚这样的大师，讲课特别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吸引听众一步一步跟着他去思考和创造。他做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曾肯成教授，经常问的问题不是某个定理怎样叙述、怎样证明，而是书上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为什么要学这个内容。他曾经听过北京大学丁石孙教授讲《交换代数》，丁先生讲课并不过于在证明的细节上停留，而是特别强调思路和想法。李老师说，做研究的人给学生教课，能够站在研究的高度讲授；给学生教完一本书，不只是教给学生知识，而是要带领学生将这些知识重新发明一遍。

“没编教材怎么教课”VS “还没教课怎么编教材”

李老师常年给科大本科生讲授“数学实验”课，他主持的教学改革项目“数学实验课程建设项目”在2001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编写的教材《数学实验》于2002年和教育部优秀教材奖二等奖。他在科大开设数学实验课的最初几年里，还没有编写教材。书本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李老师用自己灵活的思维方式和对数学独特的领悟，引领学生去体验亲手创造的过程。也许有人会问：“没有教材你怎么教课？”。李老师的说法是：“没有教课怎么能编教材？孔老夫子当年讲学就没教材，就是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论语》是他的弟子后来根据听课的体会编写的。”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李老师编写的《数学实验》教材由高教出版社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了，它是真正由科大的师生自己创造的、站在学生的角度、充分考虑到学生学习过程、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本难得的好教材。

一位谈吐幽默、文采飞扬的数学家

人们对数学家的印象往往是表情严肃、沉默寡言的形象。而李老师却是谈吐幽默、文采飞扬。他讲课时经常引用一些《三国演义》、金庸小说等书中的故事去阐述数学原理。再难再枯燥的课程在他那里也会令人兴趣盎然。李老师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真正努力将它学好。当然，我并不是靠上课讲几个笑话、抖几个包袱吸引学生，我是将数学的本质之美呈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产生兴趣。”

翻开李老师的著作《数学建模》，你会发现书的开头就是一首七律。书的前言洋洋洒洒几千字，将数学建模的美妙阐述得淋漓尽致。李老师说：“文学和数学有许多相同之处。很多数学家其文学功底也相当深厚，华罗庚和苏步青就写得一手好诗。文学是我与学生交流数学思想的另一个通道。”

李老师说：“不要以为我从小就像现在这样口似悬河。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的最大弱点都是不善于讲话，因此也就最不适合于当教师。正是这一原因使我当年没有考上重点小学。”但自从不得不在大巴山当老师后，他改变了。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弱项变成了强项。“也许，我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将自己的弱项变成强项。”

“叫我声老师最亲切”

文革期间，李老师中断了大学学业，被分配到大巴山区。当县文教局分配他到公社当教员，称他为“李老师”时，他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但是，当他在山区的路上遇到第一个学生叫他“老师”时，他感到这个称呼是多么亲切、多么神圣。“那个学生是真诚地希望从我这里学到知识的，这在那个读书无用的时代是多么宝贵。”李老师没有辜负这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纯洁的愿望，在此后的八年山区教员生涯中，无论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只要往讲台上一站，面对学生们期待的目光，他就宠辱皆忘，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

“现在，有人叫我李博士、李教授，都不如叫我李老师更让我感到亲切。”

(学生记者 李亚男 、见习记者 马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