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华》栏目专访姜岩

刘志峰

[姜岩简历]

姜岩，记者、主持人、知识经济专家。新华社国际部科技编辑室主任、主任编辑。同时担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翻译委员会理事、北京科技记者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科学作家协会会员、英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世界科技记者联盟奠基人之一、中国科技合作协会理事、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科大北京校友会理事、中直机关青联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姜岩在国内科技新闻界有一定影响。曾获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国际新闻奖。1998年5月被授予中直机关岗位能手称号。2001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新华社"十佳青年"称号。2000年在职考入科大科技史和科技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

姜岩1985年毕业于青岛一中；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大无线电电子学和科技英文采编专业并开始在新华社国际部科技室工作。1995年3月至1997年12月，任新华社驻伦敦分社科技记者，任职期间平均月发稿量高达120条。姜岩是克隆羊多利身份公布后不久唯一采访过多利的中国记者。姜岩领导下的科技室对突发事件的捕捉迅速。2003年春节22点，哥伦比亚号失事，姜岩在当晚即采访航天专家，次日发表新华社署名文章《人类进军宇宙的决心不动摇》。姜岩身先士卒，鏖战四天，及时准确发布大量新闻，收到广泛好评。

姜岩一直跟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出版《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千年挑战──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生存于21世纪》《决胜信息时代》等专著八部，他在知识经济、科技政策等方面的调研工作得到国内的认可。

姜岩是中央电视台科普系列节目《科技史上的伟大瞬间》、《新世纪科技论坛》、《国家科技奖论坛》策划、撰稿和特邀主持人，曾任北京电视台科技栏目《世纪之约》总策划、国际时事栏目《越洋平台》策划、特邀主持人。其中他主持的中央电视台《科技论坛》节目以及与胡紫微一同主持过的北京台《越洋平台》深受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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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姜老师，首先感谢您接受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祝您新年快乐！

姜：非常感谢。大家都知道，科大校友特别抱团，因为校友不多，又远在合肥，都属于精英阶层。毕业后对科大的怀念、对过去的美好时光，比其它学校来得强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也特别感谢像你们（校友基金会）这样为我们校友做一些很琐碎，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傲气之辨***

刘：是的，作为志愿者，我感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姜：我当时在科大也做学生记者，采访过很多著名校友，例如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教授；上海市组织部长赵启正；物理所赵忠贤院士。当时他们给我的教诲感触也很深。

刘：您提到科大校友特别抱团，我特别有感触：张树新女士说科大学生有自恋情节。

姜：当时科大学生确实有没把北大清华放在眼里。大家都很自豪，少考一门照样进北大清华，这种自信和现在科大学生不一样，有点过于自傲。我记得我在学校时学生还有一场很大的辩论，一派观念是科大学生应该谦虚谨慎，一派观念是我们科大傲有所恃，他们认为"我们确实有自己的本领和才华，应该傲，不傲不行。"

刘：最后哪一派打倒了另一派？

姜：最后钱临照老先生出来，首先是肯定了科大学生的闯劲，也就是现在说的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第二就是人应该保持一种谦虚的作风，这样百尺竿头才能更进一步。当时对我来讲感触是很深的。

回过头看，科大学生的傲也和地域的闭塞有关系。我们一到北京，住在大学部，老师就叮嘱我们从小地方来北京，注意点，马路宽小心，买东西的时候，问清价钱，不要被人坑。我们就觉得与在合肥受到的宠爱不一样。当时正值四十周年国庆，就想怎么也得给几张票吧。老师就说你们也真敢想，科学院才给了八十张票，科大仅仅是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单位，你们仅仅是科大的几个学生，也能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触动很大。

正是因为这种闭塞，给科大带来许多实质性的冲击，包括八十年代科大学生的那种傲气，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我回科大跟学生聊天，问最好的学生去哪儿？他们回答"当然去清华啊！"这在某种程度上想起来心里很失落。所以我们特别抱团，不希望科大衰落下去。我们当时一流学生考科大，只有二流的学生，考不上科大就报报清华。

***拿自己的笔，讴歌自家人***

刘：请问您是不是在青岛一中的时候就有做记者的理想？

姜：那不可能。我进科大三年级之前，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当科学家，当爱因斯坦。

刘：您当时进了6系（无线电系）？

姜：对，那时候也没有15系。那个年代，就是要当科学家，只有两个偶像，男的就是爱因斯坦，女的就是居里夫人。我中学参加全国数学物理竞赛，成绩也还可以。当时科大招生也必须有这些成绩。我在青岛一中的时候就办过报纸，但只是当成业余爱好。那时风气是学习好的不去学文科。高考我语文也是山东省第一名，但我没有当成正业。进科大后，我办过几种杂志包括《晨钟》，一年级时就创办过"鹿鸣社"，它曾经是科大最大的社团之一，也做过学生记者，后来担任校团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监察工作。

刘：那您大三是放弃当科学家的理想转到15系这边，是不是经过了很大的心理斗争？

姜：三年级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当时咱们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在科大建成。我作为学生记者，深入采访半个月，有时吃"住"也在一块，了解很深。这些科学家非常可爱，奉献精神非常好，写了一篇通讯《燃烧生命的人们》，这些人燃烧自己生命把光释放出来，我当时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觉得写得不错。为什么能够触动我？当时知识分子不受重视，不是宣传重点，有人认为给他们翻身就不错了，还要什么宣传，当时主要是宣传工农。我自己发现这些科学家的事迹非常感人，甚至远比那些当时树立的工农典型要感人。当时也有媒体做过报道，其中就有新华社同志去，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然后写了一篇通讯，我感觉写得不如我^_^，因为他没有投入啊。我就感叹，这么可爱的人，就这么受媒体的忽视。座谈会根本连单个谈都没有。后来入了这行才知道，这个记者非常不容易了，能够到基层，花半天时间做调查，不像现在有的记者，拿了红包，新闻发布会都不听就走了。后来我和这位记者很熟，他是很不错的记者，不过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这段经历。我们这么可爱的科学家，为什么我们学科技的人，不能拿起自己的笔，讴歌自己的人呢？这是很朴实的想法，却很关键。我当时就和校刊司有和老师谈，正好科大组建15系，就转到这个专业来。人生中往往有几件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后来问校刊校广播台要这个稿子已经找不到了。现在我也不可能花半个月挖这么一个典型，写这种好稿子是要花心血的。

刘：我遇到过有好几位感动我的记者；也知道有记者热衷出短平快的新闻，为了红包而创作。您如何看待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后果？

姜：这是全民族的一种浮躁情绪，很少有人坐下来踏踏实实干事情，包括学术界，论文数量，把科学家压得很沉重。说起来我们民族历史很长，但我们现在的民族其实太年轻，新中国成立50多年，改革开放也就20多年，还远不成熟，真正成熟的民族心态会很平和。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发达国家民族心态比较平和，比如在美国他们不像我们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创业、发财。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比美国更古老的是欧洲，他们王室有的提倡过平民化的生活，有的出门做公交，也爱买便宜货。总体来讲，你讲的是全民族的现象，都存在这个浮躁的心理。新闻界尤其显得浮躁，因为媒体算是社会各阶层（心态）的集中反映，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态会逐渐消失。我也相信鲁迅先生说的这句话：无论在哪个年代，中华民族总会有一些被称为脊梁的这些人在默默工作的。无论学术界还是新闻界，他们在认真做事。

刘：很高兴在新华社发现非常多的科大校友。单从新闻专业来说，科大并不像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那么出名。您作为新华社国际科技编辑室主任，身边肯定也有人大复旦学生，您认为他们有什么值得科大学生学习的地方。科大学生除了比较好的科学素养、数理基础之外，还能有什么优势么？

姜：首先新闻认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就高中毕业，但是笔杆子多好，写焦裕禄多感人。大学新闻系的教学和我们方向不一样，他们研究的是记者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文学系不一定出作家那样，中文系能出多少作家？不好讲。只要你给他机会，可以入门，缺什么可以补什么。实际上新华社招新闻专业的并不多，多数招的是或者外语强、或者科技背景好、或者有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的。

刘：一点新闻背景没有的新华社也要么？

姜：也有，而且不少。但是最好有作品，热爱这一行。

刘：我理解，正如张树新说，商学院不能培养企业家，只能培养给企业家打工的人。

姜：这个某种程度是对的，而且作为科技新闻界，科大在这一行是坐头把交椅的，培养毕业生最多，影响最大，历史最长，这是国内公认，国际也认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影响力也相当大。

刘：最近伪科学、假科学报道层出不穷，备受争议，例如基因皇后、珍奥核酸。有记者是因为素养不够上当，也有记者出于经济利益而为之抬轿。您作为高产记者，有没有这种上当受骗的经历，您如何避免这种尴尬？

姜：国内科技记者不多，能够称得上科技记者的，新华社这批科技记者有理工科科技背景，外语又好，又继续深造。其他专业报社也有一些。大部分是一般的记者。

科技记者西方是很受重视的，叫做Science Writer。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夫勒、马克思都做过科技记者。做科技记者，除了新闻报道本身，还需要有很深的调研功底，对科技本身要有研究。我的很多作品，《新华文摘》作为学术文摘转载，对中央决策也有影响。因为我真正研究下去，我自己出过八本小册子。知识经济我是最早提出研究的学者之一，我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我也获得过科技工作者的称号。而且我们这个行当从今年开始可以评院士。在美国，有的调查认为，卡尔·萨根地位比美国总统还高。某种情况下讲，曾经有个比喻，科学家是专科人才，就像匠一样。科技记者或许是一个帅，决定宏观的发展方向，可以做整体判断。《瞭望》杂志刚发表了我的文章《世界科技展望》。某个领域的专家不一定敢这么展望。有时专家是窄家，博士是窄士，这是很大的弊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没有科学大师呢？就是因为没有融会贯通，没有站得高、看得远的科学大师，多数看得太窄。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一方面是学科越分越细，另外大家都有浮躁心理，全世界各地，都是为了出论文，出成果，都围着这个转。很难静得下心来。

***掰开世界之门***

刘：您曾经担任三年的新华社驻英记者，这期间月均发稿量是120条。我想高产的背后是丰沛的人际关系，很多人认为英国人性格相对保守，您在英国是如何迅速建立这么庞大的关系网络的？

姜：我在英国呆了三年，遇到一些大事，例如李约瑟先生逝世、黛安娜去世、香港回归和克隆羊多利问世。你讲的不错，英国人是有这么性格，但是英国人非常可爱，我有一本书专门写英国，称他们为暖水瓶性格，外冷内热，很难接近，但是接近之后，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我的很多英国朋友过生日，他们还寄来生日礼物，从英国到国内来，必然要来我这里看看，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认识到，无论那个国家民族，当他认为你是为事业、集体、民族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他的佩服那是发自内心的。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拜访他们外交部新闻司官员TONY RICHMOND，我给他讲了一个门缝的故事：我们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非常窄，我们只能通过门缝看世界，我们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和他们说话当然要用他们的语言方式，不能说党和人民派我们出来。coin by coin（一个硬币一个硬币）积攒起来的，让我们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窗户缝打得大一些，我们有十三亿人口，我也用的他们的话来说，和你们英国人一样也是children of God(上帝的子民)，你们西方公民多自在看很多的新闻，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权力。您能不能帮助我把这个门缝打得大一些，当时Richmond先生就非常感动，每次他们搞活动，靠抽签，每次基本上我想去都抽我，临走前，他开玩笑，说你运气很好，我说我知道是你帮我的^_^ 。当你为一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时候，哪怕意识形态不一样，都很支持你。当时英国新闻界给我去了一个外号"Window Opener"（打开窗户的人）。1997年夏天，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有一次宴会，中国人就请了我们两口子去。表彰对我们促进中英交流的贡献。(刘：您还保留了这次宴会的照片么？) 没有，里面是不允许带相机的。请柬或许有，这说明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倒不是讲什么空话，什么叫动力？这是一种精神，我在英国也好，回国也好，工作也是很玩命的。我多发一条稿，可能国内读者就多了解一条科技新闻，说不定那个孩子就因为这个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或许他就成了科学家。所以这是一个动力，同样来讲，少发一条稿，可能中国读者就一辈子就没有机会了解这个科技新闻，这是我的罪过。我当时很累的情况下，也就是靠这个动力提醒自己，一点不空。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远大理想。

刘：您刚才提到在英国经过几件大事，例如黛安娜逝世、香港回归。您作为科技记者，是不是也必须参加其他方面重大报道的救急？

姜：驻外记者，所有的活动必须参加，所谓科技记者，只是以科技报道为主。其他所有活动，我实际上主力，因为记者必须是一专多能。

刘：您在英国经历了香港回归，实际上一个非常特殊时期，您感受到英国人的心态如何？

姜：应该说比较微妙。没落帝国，可能大家到了英国，呼吸呼吸它的空气，都能闻出一点腐朽的味道。一个民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和中国欣欣向荣的局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感触到，五大洲我几乎都转过，发现民族确实不一样。

刘：刚才您提到英国是一个没落帝国，英国引领了全球科技的发展，现在和美国相对已经落伍，您怎么看待英国科技发展的潜力？他们的科技体制有什么缺陷？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国内同行学习？

姜：英国科技还是比较强的，世界上排在第四第五，成果首先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重大的基础研究。在一些领域，它是超前的，比如生物医学领域，克隆技术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医药方面，GLAXO－Welcome公司，搞得都比较大。英国的科技体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是所谓的缺陷，毕竟是一个岛国，由于先天性的限制，无法和美国比，如果英国和美国连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美国。就像当初的俄罗斯不过是莫斯科公国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啊。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极限，就是现在它的水平，也已经非常相称了。

刘：作为一名科技新闻记者、科普作家，我想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踪当前科技的进展，我知道除了新华社的工作您还有大量的电视台和社会兼职工作，您是否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您认为怎么才能让自己不落伍？

姜：我相信时间总是能够挤出来，主席讲过要十个手指头弹钢琴，管理自己也像管理单位一样，这里我非常赞赏江泽民同志讲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时1993年，我和王大珩、陈芳允先生给江总书记打了一个报告。江总书记做了一个批示，这是至今为止给科技界最长的一个批示。并转给宋健同志"认真研酌"，这里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是纳米技术。毛主席曾经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所以要善于抓大放小，真正管关键的，我去做。别人能做的，给别人提供机会。因为这是机会，让别人锻炼这样才能锻炼出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博大的胸怀，这样才能水涨船高，所以我觉得人要有大智慧，不要耍小聪明。我社会工作很多，但是我愿意抓大放小，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年科技论坛、国家科技奖论坛，别的主持人不敢碰，可能对科技的理解怕不够。我愿意花代价去做一下，我感觉累是挺累，活也挺多，但可以承受。平时我也做一些很玄的科学研究。我纯粹是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我继续做宇宙热力学方面的研究，我提出的宇宙热力学的二定律，和咱们的普通热力学二定律是互补的。从道教、从易经出来的，这完全是好奇心驱动的，比如我提出时间双箭头的概念，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大的突破，也正在准备这些论文。

刘：您提到的宇宙热力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想法是否和专家探讨过？

姜：探讨过，他们认为很震撼。宇宙热力学定律。我提出来，能量不守恒，熵是守恒的。正好和二定律是互补的。时间双箭头，我们都知道时间是单箭头，这是普里高津提出的箭头，不可逆，熵只能增不能减，宇宙只能从有序演化为无序。但是人们考察宇宙时恰恰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时间还有另外一个箭头，从无序到有序。物理学考察物理学现象时，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命现象，我们人类的智力。你看我们多有序啊，所以我们是有序增加器，你看电脑、办公桌咱们多了多少有序的东西。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有序趋于无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一个负熵的增加，比如星系的形成，恒星系的形成，都是趋于无序。当然这个很玄了，我有一个数学模型，是否能成？正在细化。我还是自认为可能成功的，如果可以成功的，我认为他是划时代的。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实质性回答。对时间这个概念，牛顿、爱因斯坦很困惑，普里高津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刘：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理论的成功，将来科大会有更多的学生从事媒体工作，您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和忠告？

姜：要学会一种能力：学习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管理自己的能力。各方面都要学会，而不是具体的知识。所有学的知识都会忘记，就像我们当时做的基米多维奇七卷，我是一道一道做过来的。现在我做研究时，回去查查数学手册，发现忘得都差不多了。具体知识很容易忘掉，能力是永恒的。现在我很自信给我一个相对大一些的、不是太专深的领域，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适应它，通过资料和实地调研，可以在宏观上弄得八九不离十。我有这个自信。

刘：您提到基米多维奇，当时六系也要学《数学分析》吗？

姜：学啊。六系当然要学啊。

刘：现在六系我的印象学的是高等数学C。

姜：是么？我感觉到科大八十年代好的传统就是数理基础特别强。实际上我们当时学的数学教材是北大复旦数学系的教材，我们数学系的教材是自编的。我们的数理基础打得很扎实，上课的都是大家，很有名的教授。这点科大现在把扎实的东西丢掉，有点可惜，当然学制缩短了，四年也不容易。

***作别哥伦比亚号***

刘：媒体在中国变成了"朝阳产业"，培养新闻人才的院系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内高校，2001年，高校有240多个传媒相关的院系，而2002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00。《联合早报》等媒体认为增加过快，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您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科大的科技新闻专业您给了很高的评价，将来的发展应该有什么措施？

姜：这么多院校重视媒体的研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是一件好事。积极性应该提倡，中国13亿人，我们规模还远远不够。与媒体的总数、影响力还是培养媒体从业人员，与实际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也与中国媒体发展有很大差距，现在像雨后春笋这么来上，泥沙俱下，整体是一件好事。总要跌跌撞撞才能成功嘛。另外媒体确实一个朝阳产业。为什么？大家吃饱了，穿暖了。人的需求当然是沟通和理解，这也是媒体根本的目标。现在新媒体发展很快，给我们一个难得机遇和挑战。对于科技大学来讲，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突出自己的特色。要和别人拼别的特色，比如电视主持，怎么可以拼得过北广呢？科大我们回去挑了好几次（科技）主持人，挑了半天没有挑出一个像样的来，可能表达不行，可能口齿不行，可能形象不好。形象好的就没有挑出一个来，一直到现在。

刘：没有形象好的女生？

姜：都不行，女的男的都差一些。包括男孩子，因为没有经过训练，气质各方面都达不到。科大男生工作锻炼之后可能有他的魅力，但是在学校时，离上镜的差距还是很大，应该说很有潜力，但是现在不行。真正合格的还是太少。所以我们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科技传统，扎扎实实的做。

刘：今年的大年初一晚上10点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我注意到您当晚就采访了北航的一位院士，大年初二新华社就发表了李雪梅和您的署名文章姜岩《人类进军宇宙的决心不动摇》。实际上您当年初一晚上就开始了采访，看来今年的春节又是您值班，请问您在什么时候航天飞机失事的消息，当时您在哪里？

姜：航天飞机这件事我们都是盯着的，初一正好是我值班，前方那两个记者也是我们科大的叫毛磊（8815校友）和颜亮（9315）。我在办公室里住了四天四夜。

刘：做记者很辛苦，做不好会被读者骂；做领导很辛苦，做不好被部下骂。但是我知道作为记者在新闻界有很好的声誉。我认识您的部下也说您是一个好领导，因为每次过年过节，最困难的几天，总是您来值班，他们说领导这样的真的很难得。您是否觉得这份工作太累，您的太太和青岛的家人是不是有意见？

姜：有一定的意见，关键是要善于做工作。要善于管理，你是男人，将来结婚也要注意。你要是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管不好，这个怎么能行？^_^要把自己的健康和事业都管理好，老婆还是管理好，把丈母娘、丈母爷哄高兴了，然后在腾出时间作自己的事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然后可以平天下。

刘：看来您现在还可以镇压您太太的意见？

姜：那个没有问题，还行，她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_^

刘：我们知道您为科大宣传做了很多贡献，包括霍金访华您对朱校长有电话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对朱校长进行过多次访谈；十六大期间您主持了对汤洪高书记的专访。宣传工作一直深受科大重视，科大也很注意把握宣传的机遇。但是校友对学校的宣传工作期望更大，有些校友觉得学校的知名度还不够。您作为资深的新闻记者，您对科大超越地理劣势，获得更多的嚗光机会有什么建议？

姜：应该说这些年科技大学在宣传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无论是汤书记还是朱校长都非常重视宣传。这是科大很重要的进步，很不容易。十六大第一天我们请汤书记到新华网，汤书记是中央委员，很热情的宣传科技大学工作，虽然这也和我们校友想为科大宣传工作做贡献有关，但是他配合啊，中央委员可不是想请就来啊。但是汤书记就这么亲近的和我们聊天。朱清时校长对宣传抓得非常的好。比如在中央台，我做主持人，他做嘉宾，做了五十集电视节目《科技史的伟大瞬间》，在一套、二套、四套和十套连续的播，播了两年。

刘：朱校长在全部五十集电视节目出现了么？

姜：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科学家连做五十集的电视节目，唯一的院士。说明咱们校领导在宣传工作上花了很大功夫。但是科大先天不足，地处合肥。如果在北京，记者肯定会像苍蝇一样的扑过来。^_^，甚至不需要搞什么新闻发布会，但我们远在合肥，这是很大的缺陷。在合肥尽管有优势，但损失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突出问题是怎么抓宣传。北大清华的校庆，甚至连北师大校庆，江总书记都出席，哪个媒体不报？但是让几个常委到合肥去，很困难。在北京肯定不同，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毛主席、周总理关怀下，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成长的一所新中国大学。老一代领导人说嘛，北大清华那是旧中国留下的，新中国要办自己的大学，理工科就是科技大学，文科就是人民大学。因为地理缺陷，我们吃亏比较大了，只有主动出击，把它上升到比北大清华宣传工作更高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和人家差不多。科大可宣传的点特别多，但是很受地理限制，就像一个漂亮的姑娘谁要你生在农村呢？至多嫁给一个勤劳的万元户，如果生在城市豪门，从小就会有好多人追你啊。

刘：您以前听过校友基金会么？

姜：听说过。校友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从网上知道了，那是我在英国时，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我觉得很振奋，很受感动，因为有这么一批人为科大的前途，科大学生的前途而关心、付出、奉献。如果没记错，也给我联系过，当时英国也有几个科大的，我们也拥护过，捐没捐款记不清楚了^_^。也搞过类似的活动，其中有饶子和，他是牛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生命研究中心主任，973首席科学家。他做得很不错，你可以去采访他。

刘：谢谢您的帮助，我的采访对象大部分还是来自采访对象，张树新女士曾经开玩笑说像老鼠会似的，她本人也为我介绍了诗人简宁。关于基金会，我们最想了解您对基金会的宣传工作有什么看法。国内外媒体对基金会有一些报道，比如海外校友回访中国，爱心奖学金，包括2002年基金会颁奖典礼，但是我们公众知名度还不够高。请问我们如何抓住眼球？

姜：我们这一块新华社对基金会非常支持，这与我们驻美国的科技记者很有关系，一个是华盛顿科技记者是科大的，两任都是；洛杉矶分社科技记者两任也都是科大的，你讲的几件事情，我们都有报道，很多稿子都是我处理然后发走。为了科大，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科教兴国。作为一个基金，和企业一样总是有一个形象的树立、传播问题。这方面要花大的力气，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或者说眼球经济时代，更加重要。我希望很多像你们有热情、有能力的、有奉献精神的人加入到基金会中来，多为基金会做贡献，众人拾柴火焰高。

刘：谢谢您，也希望基金会的宣传工作得到姜老师更多的（姜：这个没有问题啊）指导。